1977年6月，经过十年动荡，合肥火车站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乘客——61岁的万里。他穿着略显褪色的灰色中山装，目光锐利地扫过站台上“农业学大寨”已经褪色的标语。万里，这位曾因铁腕手段整顿铁道部而著称的部长，此刻接下了一个更艰巨的任务——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，拯救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。 刚一上任，万里就震惊于安徽省糟糕的农业生产状况。他了解到，全省28万个生产队中，三分之一的队伍甚至连温饱都无法保证。第二天，万里没有休息，而是带着三个馒头，直接前往金寨县进行实地考察。当他走进一间漏风的茅屋，看到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孩时，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大衣，给女孩披上。考察结束时，万里感慨地说：“这是革命老区啊！我们欠百姓的债，得还了！” 到了1978年3月，中央要求各省一把手前往山西昔阳县学习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经验，然而万里却选择请病假缺席，并指示省委第三书记代为参会。他告诉第三书记：“大寨的模式，我们不赞成，也学不起，但不能公开反对。”万里心中早有盘算：与其去学人造梯田，不如放手让农民自救。 1978年11月，小岗村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。18户村民在村里严宏昌的提议下，决定分田单干。每个家庭在一张字据上按下了红手印，这一行为意味着他们赌上了生死——在那个年代，分田单干被视为“复辟资本主义”的严重罪行。
展开剩余50%万里的坚持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命运，也让“要吃米，找万里”的民谣传遍全国。多年后回顾，那18个红手印与万里的乌纱帽，成为中国改革史上最惊心动魄的“对赌”。没有书斋里的理论，只有被饥饿逼迫的农民和敢于担当的领导，用最朴素的智慧，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。正如万里所言：“什么是社会主义？让人民吃饱饭，就是最大的社会主义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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